无论是从国际准则还是相关国家的现有规定，对政府机构信息公开的立法已成为全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我国检务公开也应当纳入信息公开的立法进程，这是未来信息公开不断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检务公开深入发展的迫切需要。

对于法院不接收起诉状，或者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的，当事人可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将责令其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7]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22]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第二、三款。现行行政诉讼法和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虽然在列举之后有概括性的兜底条款，但这个兜底条款在实践中通常是备而不用的。行政诉讼对人权的保障功能正是通过这个基础保证得以发挥。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这恐怕暂时还做不到，还得有一个过程。

（五）改革和完善行政诉讼审理、判决机制，为人权司法保障提供更多更有效的途径 其一，新增行政审判的简易程序。[8]这种规定导致许多复议机关为规避做被告而充当原行政行为的维持会：行政相对人向其申请复议后，其不论相应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是否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一律维持了事，使相有对人不仅不能通过复议使自己被侵犯的权益获得救济，反而无谓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现行行政诉讼法和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虽然在列举之后有概括性的兜底条款，但这个兜底条款在实践中通常是备而不用的。

行政诉讼对人权的保障功能正是通过这个基础保证得以发挥。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这恐怕暂时还做不到，还得有一个过程。（五）改革和完善行政诉讼审理、判决机制，为人权司法保障提供更多更有效的途径 其一，新增行政审判的简易程序。

[8]这种规定导致许多复议机关为规避做被告而充当原行政行为的维持会：行政相对人向其申请复议后，其不论相应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是否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一律维持了事，使相有对人不仅不能通过复议使自己被侵犯的权益获得救济，反而无谓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6]所谓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从宽解释，也可从窄解释。

如果我们下决心哪一天全面启用兜底条款，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做现在这种挂一漏万的列举了。为了解决行政诉讼这一体制性问题，保障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审判的独立性，这次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做了两项重要修改：一是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多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违法强制征收农民土地，违法强制拆迁市民房屋，甚至导致血案，被征收人和被拆迁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救济，但一些法院或者不受理，不立案，或者不公正审理、违心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直接判原告败诉，维持被告的侵权行为，或者虽判原告胜诉，但原告经过艰难诉讼历程取得的只是一纸判决空文，判决内容根本得不到执行。这一措施可能要比罚款的强制力度更大，因为公告会影响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的声誉，从而可能影响行政机关相关责任人员和相应负责人的职务升迁，他们对此不能不予以认真对待。

其二，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过去因行政诉讼损害了或可能损害自己权益的非本案当事人只能通过信访或其他非司法途径寻求救济，实际上难于真正获得救济。起诉时限自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算，如果原告不知道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在行政行为作出后五年内仍可起诉，如行为涉及不动产，在行政行为作出后二十年内仍可起诉。[3]二是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为被告的一审行政案件。

[17]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七十三至七十八条。从宽解释则包括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而公权对人权的侵犯，行政权的危险性则是最大的，因为在各种公权中，行政权是与公民接触最多、最经常、最直接、最广泛的权力。尽管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从实际可能性出发，没有规定应当出庭应诉的负责人必须是正职行政首长，也没有规定每个行政案件的审理，行政机关的负责人都必须出庭，但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的这一规定相对于现行行政诉讼法保障机制，无疑是很大的进步。

【作者简介】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这虽然是行政审判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个大的进步，但这个进步还是很不够的：其改革既不全面，也不彻底。[6]现行《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法律未为相对人提供这样的途径，其人权显然就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11]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这次修订改变原制度设计，我们有理由预期能激化行政复议的活力，使国民人权能更好地获得复议和诉讼双重机制均有效的保障。

但是滥用职权的刺激性太大，人们往往会将之与执法者的主观恶性联系在一起，法院一旦认定行政机关滥用职权，可能导致相应执法者和相关负责人被问责，故绝大多数法官不敢轻意启用滥用职权条款。由于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他们不了解相对人合法权益被侵犯的实际情况，原告即使胜诉，往往也很难获得实际有效的救济。

今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完全可以采用负面清单的方式，即行政诉讼法只列举排除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凡是未列入负面清单的行政行为，当事人均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将之明确列举，排除了相对人对这些行为起诉的困难。

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确定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在很多方面仍有进一步改革、完善的空间，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待进一步推进： 其一，在受案范围方面，可诉行政行为的确定应逐步从列举式向概括式转化。（四）改革和完善行政诉讼起诉受理机制，对公民的诉权提供更多实质和实效的保障 其一，将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三个月起诉时限延长到六个月。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84。因为在我国，宪法和法律是行政行为的最高依据，行政行为即使符合行政法规和规章，如果行政法规和规章违反宪法和法律，法院仍然不能认定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有效。例如，这些年困扰行政诉讼的立案难、受理难的问题，除了诉讼管辖制度设计不合理，法院受地方保护主义干扰和行政诉讼法规定受案范围过窄，许多行政案件进不了法院的原因以外，在案件受理机制上，其设计不甚完善，不尽合理，没有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有效保障和救济途径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六）加强对行政审判的监督和加大对法院裁判的执行力度 关于行政审判监督，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主要增加了检察建议的形式。

这个双重制约的机制如果运作顺畅，对滥用权力的扼制和对人权的保障应该是相当有力度的。当然，改革需要有一个探索阶段。

其四，建立有限的可渐进式发展的公益行政诉讼制度。一个罚款几十元的案子，也要合议庭审理，经过一审、二审，甚至再审。

从窄解释则仅包括行政行为的相对人（直接相对人），而不包括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间接相对人）。虽然这些行为都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依现行行政诉讼法也在受案范围之内，但现行行政诉讼法因为没有明确列举，行政相对人实际起诉还是会发生困难。

[10]这一修改即扩大了第三人的范围，使不仅同被诉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而且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都可以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到诉讼中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6）在要求履行义务行为中明确列举了集资、摊派费用等行为内容。（3）在涉经营自主权的行为中增加了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土地经营权两项内容。行政行为的范围显然大于具体行政行为。

为此，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重要修改： 其一，将现行行政诉讼法确定的诉讼客体具体行政行为改为行政行为。（4）涉及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行政协议的行为。

在2015年5月1日新法实施以后，法院在受案范围的轻重缓急上会有一个排序：先重点受理列举的行政行为，之后才是涉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行政行为，再之后才是涉其他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当然，这一措施因为涉及被执行人的人身自由，影响被执行机关的工作，其适用必须非常慎重。

其四，将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兜底条款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行为改为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7]而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